当前位置:首页 > 电子教案 > 第四章 人文科学与教育学  

 

第三节 大学理念

 

一、教学目的

将大学理念置于现代性的背景之下,追溯大学的起源和信仰教化的现代演化,让学生了解大学人文精神及其社会功能,并进一步介绍以精神教化为中心的书院(college)的现代功能。最终达到对“大学”与师范教育这两种教育制度类型提供人文科学的深层理解的教学目的。

二、教学重点、难点及对学生的要求

1、大学理念与现代性批判(了解),

2、大学的起源与信仰教化的现代演化(熟悉),

3、大学人文精神及其社会功能(掌握),

4、书院的现代功能(熟悉)

三、学时2学时

四、授课要点

(一)大学理念与现代性批判

以纽曼(J.H.Newman)的《大学理念》一书开始,一批学者们开始从大学教育角度参与现代性批判,形成了以“大学理念”为主体的现代性批判论域。在中国,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1925)、《大学教育》(1930)中所阐发的“大学理念”及其北京大学范型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学思考中享有经典地位。这一论域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大学在任何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以商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用这一批判来维护大学的神圣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借助大学的这一资源和地位来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以使社会能理性、健康地发展。德里达(J.Derrida)关于大学理念的执着思考则表明,大学理念已成为抗衡现代拜金主义与技术主义的重要基石,这是一个即使在后现代消解主义时代也无法消解的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大学理念的超迈反思兴起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的19世纪,这同时是从思想观念到社会运动(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空前激烈地批判现代化-现代性的时期。关于大学本性的思考成为现代性批判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这种特征使得其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体,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和民族精神健康发展的更为深刻和潜在的动力。

(二)大学的起源与信仰教化的现代演化

有必要从区别于历史编纂学与实证社会科学的人文信仰发生学角度重新审视大学的诞生。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的背景因素:

1、十字军运动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中古神学转变为近代学术与科学的一大契机。

历史悠久巴黎大学(公元1150),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欧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学,是波隆那(Bologna)大学(公元1100)。还有培养精英的摇篮——牛津大学(公元1168)等,这些大学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摆脱了教权和王权的控制,获得了自由的特权。从而形成与教会和王权并行的格局,用当时流行的话形容: “上帝的是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事归亚里士多德。”而我国古代的国子监、太学、辟雍,阿拉伯的赫克曼大学、仪勒姆大学以及拜占廷帝国的君土坦丁堡大学等,则不属此范围。

2、 近代城市及其精神信仰空间的需求。

在弗雷泽(J.G.Frazer)《金枝》(The Golden Bough)和芒福德(L.Mumford)《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都提到了“城市”的双重性。它特有的向心力,不能仅仅外在地归因于人类直接觅食藏身与工商贸易的聚合结果,意味着财富、生存机遇与享受,而且更深刻地是因其所象征与代表的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心,是“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近代城市形成之后,城市及其开始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为自己寻找一种适合于近现代专业技术与商贸社会的新的精神信仰空间,它同时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的灵魂。近代城市的精神空间实体曾经是教会。但到了10世纪,王权及新兴资产主义工商业不只需要从一个世俗权势化的政教合一信仰体压迫中获得挣脱解放(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世俗化),而且也需要一种适合于近现代专业技术与商贸社会的新的有意义的精神信仰空间(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新教改革)。

3、修道院与经院哲学。

6世纪开始,伴随着教会世俗化进程的是作为反拨的脱离世俗幸福的修道院精神世界的开辟。修道院开始办学校,到了9世纪,修道院办学已蔚然成风。基督教通过将经院教育推展到世俗世界范围,信仰重心渐渐移向学校教育,即经院学(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使信仰与理性结合,神学的学术性获得深化与精致化,由此而作为学术规范传统与学术观念态度风气塑造了大学的灵魂。经院哲学传递给后来大学的学术观念,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个核心乃是对学术的信仰态度:学术真理不属于任何学者个人,而是天下之公器。

4、行会与现代型社会功能的分化。

中世纪的行业公会(Universitas)正是现代性分化的社会基础。拉丁文Universitas指由一些有知识和技艺的人组成的传授知识技艺的联合体。对各行业普遍需要的知识(当时是法学)与信仰(神学)超出了各个职业行会的教育传授范围,于是社会要求一种承担全社会普遍需要的教育行会,修道院承担了这一需要,并且使自身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大学的诞生:Universitas转化为UniversitatesUniversity)。经由修道院中介,承担社会终极价值意义(significance)保存与教化的功能便历史性地传递给了大学。大学承担了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专门功能。其中,尤其是作为各行业经营活动的涵义(meaning)所具有的终极价值与意义(Significance),特别满足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对精神信仰空间的重建需要。重要的改变是:1)神本论转变向人本论,信仰成为人文精神;2)大学的意义教化继经院哲学统一理性与信仰之后,是与知识学相结合的:这同时既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科学的起源。大学“行会”具有了社会最高代表的特殊意义。大学理念的基本涵义不在具体的知识技术,而在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 。

    5、中世纪大学的特点

第一,大学“首先是个宗教组织。大学的成员仍全部被当作教士看待, 接受教会的管辖, 并且更要受罗马教廷领导”。大学创办人即该城市的主教, 校长由大教堂司法官兼任, 教师即牧师, 学生是教士或在一定程度上被定向为未来的教士。更准确地讲, 大学是世俗化时代的世俗大教堂或一种“知识教会”。

第二,大学的国际性。尽管中世纪行会组织追求的一个方向是跨地域的普遍联系与认同, 但只有大学才真正达到了最为普遍的国际性联系。大学教师的讲授与大学学生的听课是跨国界的。大学的国际性直接依托基督教世界的教会组织。但大学普遍性的一体关联与高度认同, 更深层依托的是基督教信仰, 亦即精神世界的普世性。这深刻标志着大学行会的精神共契性质。

第三,大学高度自治的独立性。大学的自治独立地位, 起初是依凭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特殊地位而来。大学与市民、各种行会、王权的冲突磨擦, 均以享有修道院式的豁免权而未受制裁。大学这种自治独立性的更高发展, 则是在与教会组织的磨擦矛盾中逐步摆脱控制, 而终于成为王权、教会与各种世俗势力不得侵犯的神圣领土。质而言之, 大学是世俗化时代一个神圣的独立王国。(在中国也有这方面思想的体现,如近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已指出:“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这不仅指有形之规章制度礼仪以学校为原型,而且“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三)大学人文精神及其社会功能

1、大学知识的特性

1)大学所研修的知识,其主干并非实用的技术规则,而是技术的原理,即“知识的知识”,这也就是古希腊最高学科——哲学的本性,在科学领域则体现为“科学精神”。技术规则会随着社会形势的改变而沉浮,但是技术的原理是内在的永恒的,它也是技术创新的深层动力和最终依赖。从经典物理学到量子力学的转变是无法在技术层面得到合理解释的,最终要诉诸原理。蔡元培先生曾说:“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2)大学知识超越实用技术的精神同时体现为对技术分工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

大学精神因而是超专业的。超越实用技术的精神同时体现为对技术分工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m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学)之“metaphysics”汉译名“形而上学”,表明此“学”乃道体(本体)之大学问;而“爱智”之“智”,亦并非仅指近代科学意义的规律认知,而是真善美统一的人生最高智慧。这也就是与行会不同的地方,它使得各个职业行会因共同需要而走向社会普遍需要的大学教育,从大学起源上讲,教会提供了信仰这一依凭,从大学的完整统一性上讲,正是人文精神成为文理工商诸专业聚于一校而不落于外在空间聚合的纽带,而且大学知识的整合与价值不仅指各科分支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更是指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系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学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然而,现代化压力一直在迫使大学片面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形势下民族国家的竞争。从纽曼时代开始, 大学人文精神即被视作一种需要守恃维护的理想信念(理念)。追溯大学的基督教起源背景及其信仰渊源, 有助于获得一种历史视野, 以使人们更深刻地领悟历史赋予大学包容并超出经济、技术之上的信仰教化使命。一个成熟的社会与民族,应当理解那近乎精神隐修的大学人文精神支撑现代社会——不只是科学技术、而且是终极价值——的信仰意义。艾伦•布鲁姆(Allon Bloom ) 如此描写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组成芝加哥大学的是一群仿哥特式的建筑物, ⋯⋯它们指向一条路, 这条路通向伟人会面的地方。⋯⋯这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由于这些殿堂被赋予了先知与圣人的精神, 因而有别于其他的处所。如果不计其精神的话, 这些殿堂具有与普通房舍相同的许多功能, 然而由于信仰之故, 它们至今还是圣殿。一旦信仰消逝, 先哲与圣人传播的经典成为无稽之谈时, 即使房舍中活动不断, 圣殿也不再成其为殿堂了。它会因此而走向死亡, 至多成为一种纪念碑,悠闲的游客将永远不会领略它的内在生命。也许这个比较并非恰当, 但是大学的讲坛的确也受到一种类同的精神的熏陶, 这就是已故的先哲的精神,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分享着这种体验。先哲的精神几乎可以包容一切人, 然而只有人们尊敬并且认识到它的尊严之时, 才可能如此。”

2、大学知识分子的含义

大学所培养的本源意义的知识分子与技术专家相区别:

1)就其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深厚的超专业知识基础而言,大学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作为博学之士不等于专家,但又是专家与职业技师的母体源泉。这不仅指知识分子优秀的专业素质,而且指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更新日趋加速的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知识分子深广的基础知识(原理性知识结构)的更新、专业技术的“迁移”(Transfer)能力和自学(自我教育)能力。

2)大学原理性思维培养了知识分子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 这一品格实际上有着其终极性信仰作为基础,对真善美的执着向往才是大学知识分子的深层气质,这一气质也是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所以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大学应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领略此一境界的大学知识分子从而可能超越一己利益与各类特定利益的狭隘限定,而是以区别于民族国家的“社会”最高最长远的公共性视野的思想行事。大学知识分子的含义,可用Michael Confino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著名概括来表述,即: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将公共利益视为自身之事;将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有一种义务感,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结论;深信现状事物须作改变,并能够如此立身行事者。有了这种品格,大学就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讲习所,而且是社会道义的策源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

(四)书院(college)的现代功能

修道院遗传给大学的一个建制是书院(college)。大学内的书院与以现代专业学科为轴心的系科研究所并存,深刻地显示了大学的人文教育结构。虽然系科研究所在现代大学地位日益重要,但书院仍是大学传统代表。

书院(college)以精神教化为中心配置教育与生活活动,这正是Newman的大学理念的核心。书院首先是精神团契。即使是专业教学,也以导师(Supervisor)与学生个别直接恳谈的导修(supervision)进行,而不同于呆板的训政和缺乏互动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这种恳谈使得教学活动不仅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而且使得双方都能沉浸于超出个人现实生活的狭小空间,与人类整体的历史活动、思想精神合一,于具体的专业知识之外领悟到真善美的存在。

五、课堂讨论与练习

1、名词解释

大学理念  行会  书院

2、简答

1)大学是怎样形成的?其背景对大学的性质有何影响?

2)现代大学的功能与精神是什么?

3)大学知识分子与技术专家有何区别?

3、论述

1)强调大学知识人性教化的超实用性是否会导致当代大学生实用技能素质的薄弱?我们怎样跳出狭窄的功利主义眼光,获得开阔的人文视野?

2)现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我们是否可以从节省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角度取消实体性的大学校园,而代之以网络大学,以使得受教育者可以更为方便而快捷地获得知识?

4、讨论

1)中国没有如西方一样的基督教传统,而是讲究经世致用(儒家),这两种传统的差异再加上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以经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是否会影响中国现代大学的走向(如技术化、实用化),使其成为“知识超市”和“技术培训所”?

2)我们应该成立两种各自独立的大学(一者讲求实用技术,一者讲求人文精神)来分别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与功用,还是让这两者共处于同一所大学?倘若在一所大学既开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又开设人文学科,如何能使其成为协调的整体?如何应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观对人文学科的影响和渗透?

3)结束大学学习后,我们在大学所学习的专业知识,可能要一生受用,而大学人文精神离开了大学又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面对复杂的现实社会,对于当年在象牙塔里对人文精神的渴慕,我们会像回忆小时候的单纯无知的往事那样嘲笑自己的“天真”和“幼稚”吗?

六、课外阅读文献

1()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年。

2()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3、(瑞士)吕埃格 著,(比)里德-西蒙斯等编:《欧洲大学史》第一卷、第二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

4、(美)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5、(美)雅罗斯拉夫帕里坎:《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6、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