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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与康德哲学

 

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与康德哲学

张 俊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施莱尔马赫普遍诠释学带来的诠释学现代转向,受康德主体性哲学的影响至深。这种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局部观念的影响,也有宏观理念或整体理论构架的影响;有外在显形的影响,也有潜在隐形的影响。分剥、盘点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中的康德哲学影响,不仅对于还原现代诠释学的哲学根基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关系还原现代哲学源流本身并涉及更为庞大的哲学史的重新书写,及其复杂的哲学史悖论难题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施莱尔马赫 康德 普遍诠释学 主体性哲学

普遍诠释学(general hermeneutics)的历史性发端,可远溯至十七世纪的丹豪泽尔(Johann Conrad Dannhauer)。一六二九年他便开始使用“诠释学”(Hermeneutica)一词。由亚里士多德《解释篇》(peri hermeneias)的分析陈述逻辑出发,他青年时代便孜孜以求的科学理论——“普遍诠释学”(hermeneutica generalis),实际上本质属于逻辑学。 这意味着,“诠释学”这个词,类似一百多年后出现的鲍姆伽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的“Aesthetica”(德文即“?sthetik”,通常译为“美学”,直译为“感性学”,学界部分学者认为译为“审美学”较为恰切)一词,它的出现即是一种哲学化进程的开端。这一普遍诠释学的哲学化进程,到了鲍姆加登的学生迈耶尔(Georg Friedrich Meier, 1718-1777)的符号诠释学达到一个顶峰。但随着启蒙时代的来临,传统与权威不断面临自由主体观念的挑战,于是诠释学不再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个理性主义时代思想语境中产生的“普遍诠释学”也就悄无声息地埋入历史的尘埃中,一百余年的建构努力宣告无疾而终。

到了浪漫主义时代,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 1778-1841)、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E.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等重提普遍诠释学话题,其间已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消寂,以致阿斯特、施莱尔马赫这些人几乎根本不知道曾经存在有这样一个统绪、这样一批先驱。甚至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也不知曾有丹豪泽尔其人其说,他的《诠释学的起源》(1900)梳理诠释学早期历史便不曾提到这位普遍诠释学的真正鼻祖。浪漫主义诠释学无疑以施莱尔马赫成就最大,其学说经由其再传弟子狄尔泰的发展,成为现代诠释学的发端,现代哲学诠释学无论倾向如何,俱可溯源到他的普遍诠释学,故施莱尔马赫才是真正的“现代诠释学之父”,他的学说才是现代诠释学的真正奠基。

施莱尔马赫在现代学术史上常为人轻视,但他有两个奠基性的贡献,却是无论谁都无法回避的。第一是他对现代新教神学的奠基,他身后不仅产生了利奇尔(Albrecht Ritschl)、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这些所谓自由主义神学的传人,也激发了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gard)、巴特(Karl Barth)、布龙纳(Emil Brunner)、尼布尔兄弟(Reinhold Niebuhr and Richard Niebuhr)这些保守主义神学家的思考,故而其当之无愧为“现代新教神学之父” 。第二便是他对现代哲学诠释学的奠基,但他的这一开创性工作,因受伽达默尔的误导,学界普遍地不予重视。学界一般认可的施莱尔马赫在现代诠释学史上的地位,是所谓从特殊解释学(special hermeneutics)向普遍诠释学(general hermeneutics)过渡的方法论转向。他的普遍诠释学,在伽达默尔看来,只是一种关于解释的方法论抽象,远不能称为一种哲学。所以,伽达默尔晚年撰写《康德与诠释学转向》(1975)一文时,丝毫没有考虑施莱尔马赫,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将施莱尔马赫计算在他的现代诠释学至少是哲学诠释学系谱中。但实际上康德与诠释学转向问题,是应该从施莱尔马赫开始梳理的——毫无疑问,施莱尔马赫是现代诠释学转向的真正奠基人物。施莱尔马赫被低估了。

如前所述,自诞生之日,诠释学便开始了其哲学化历程。施莱尔马赫建构其普遍诠释学时,也曾明确地讲,“言说的艺术与理解的艺术彼此对立(又相互关联),而言说只是思维的外在形式,故诠释学被认为是与艺术相关,并且因此是哲学的。” 这也是为什么《施莱尔马赫全集》第一版将其诠释学部分的著作编入“神学部”,而后来编者又劳神费力将这一部分内容移入“哲学部”再版再印。这里岂不明摆着一个事实?正如其《诠释学与批评及其他作品》一书的英文编译者所讲,“诠释学明显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施莱尔马赫哲学中起着中心作用。”

虽然头顶“现代诠释学之父”、“诠释学的康德”的光环,施莱尔马赫却不仅在现代诠释学史上被低估,而且他与康德的深层精神关联也往往为人忽略。狄尔泰在《诠释学的起源》中既使提到先验哲学对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哲学奠基,也没有深入到他与康德的思想渊源的实质性分析——“在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中,这种语文学技巧是第一次与一种天才的哲学能力相结合,并且这种能力是在先验哲学里造就出来的,正是先验哲学首先为一般地把握和解决诠释学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手段:这样就产生了关于阐释(Auslegung)的普遍科学和技艺学。” 许多学者,尤其是神学家,往往因为看到施莱尔马赫身上的浪漫主义烙印,看到他的伦理学和神学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神学的调拨与反诘,甚至草率地认为施莱尔马赫天生即是与康德格格不入的哲学敌人。这种流行的误解不得不让人警惕,因为它常常遮蔽思想史的真实,让人无法看清一些重要的思想流变轨迹。譬如,不理解康德哲学如何影响了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或诠释学的现代转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二元论的康德如何与诠释学转向相关,并发展出反二元论的哲学话语这一现代哲学史悖论。现代西方美学论域抗辩形而上学二元论的一条主要进路是哲学诠释学奠立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诸诠释学大师俱主张主体对理解-对话活动过程的介入,从而消除审美的主客二元对立。这一思想实际溯源至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而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本身却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或者甚至可以说,康德哲学内在地奠定了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根基。所以,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按照诠释学原则——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理清施莱尔马赫与康德哲学的源流关系于是成为正本清源的必需环节。

古典诠释大师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弟子罗森(Stanley Rosen)二十年前发现康德哲学的“自主性”(Spontaneit?t)概念中预设了哲学向诠释学的转向 ;十余年前诠释学史家格朗丹也看到了康德哲学是浪漫主义诠释学的潜在根基 。这些学者不断地在印证之前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断言,“一切诠释学都是康德式的。” 但对于康德如何在一开始影响了施莱尔马赫及其诠释学,几乎所有人都语焉不详。连伽达默尔这样的浸淫诠释学几十年的大师,讲到“施莱尔马赫遵循康德的美学基本规定” ,也只是从艺术学的角度涉及一些浅层的分析。可想而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许正如弗瑞斯(Horace Leland Friess)所言,“我们只是略微知道,施莱尔马赫自始至终在其信念方面是个康德分子。” 如此而已。至于关于二者更清晰的思想传承图景,却似乎一直如雾里看花。故这里有必要首先“主观地重构”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历史,以便更多地揭示他与康德哲学的外在联系。

施莱尔马赫是从康德哲学步入学术殿堂的,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他的幸运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一开始就接触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思想并与之辩论、对话,从而获得一个高起点。他的不幸,便是他从此不得不面对一个超强精神场域的笼罩,尽管一生极力挣扎以求解脱,却始终也无法摆脱康德鬼魅附身一样的影响。一七八七年,施莱尔马赫进入哈勒大学(Halle Universit?t),在著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派(Leibniz-Wollfian)哲学家艾伯哈特(Johann August Eberhard, 1739-1809) 的指导下,研究康德哲学。根据狄尔泰的施莱尔马赫传记对施莱尔马赫早期手稿的整理,他最早的一篇论文即标注为一七八九年的《论至善》(über das h?chste Gut)便是专论康德圆善思想的。之后施莱尔马赫虽离开哈勒大学(1789),但他研究康德的兴趣依然不减(1791年他还在柯林斯堡拜访过康德),并撰写了《论自由》(über die Freiheit)诸文。也即是说,在施莱尔马赫学术生涯的早期(1787-1793),康德一直是他的关注中心,而且成为他一生关注和对话的对象。而正是与康德的争辩,形成了他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思想。

除康德哲学外,唯理主义经院哲学也是施莱尔马赫的重要思想源泉。但奇怪的是,施莱尔马赫的唯理主义与其说是艾伯哈特灌输给他的,毋宁说是康德引导他去主动寻求的。他所受的唯理主义影响绝少有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色彩,而更多是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7)的特征。实际读斯宾诺莎是当时德国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兴趣,但施莱尔马赫却是带着对康德自由学说的深深置疑回到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这一思想构成,与康德哲学及后来的浪漫主义精神一起,奠定了其哲学的主要基础。这其中,康德哲学的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因为,康德哲学所最终奠定的启蒙自由理念,后来同样也成为浪漫主义的核心教导。

探寻康德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作为其哲学的中心环节的普遍诠释学是一个最好的切入口。何况,“在诠释学中,施莱尔马赫的文学关怀与修养、历史意识、人性交际的人类学和他个人的经历,都融为一炉?” 这本身对研究者而言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论域。

由于康德对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局部观念的影响,也有宏观理念或整体理论构架的影响;有外在显形的影响,也有潜在隐形的影响。故本文接下来拟由小到大、由浅之深、由表及里,层层盘点施莱尔马赫所欠康德的债务。

所谓局部观念的影响,指施莱尔马赫许多概念、范畴明显来自康德哲学,其或是直接借用,或是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化为己用。最明显、也是最显著的一个例证,便是他由康德的艺术或美学天才观,发展出的诠释学天才观。

施莱尔马赫在《1819年诠释学讲演纲要》中明确提出“解释是艺术”(Das Auslegen ist die Kunst)的观点,他认为整个诠释学的任务都应当被视为艺术工作。 他这里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艺术”(Kunst)概念。一方面,他是在古希腊 “teche”(技艺)的意义层面上使用该词,意指一种技能、本领;另一方面,则是在新的美学观念意义上使用该词,而这主要与康德有关,认为仅仅靠特殊表现形式法则不能被称为艺术。 而之所以理解被称为艺术,“是因为在所有理解中,两个任务(语言的理解和思想的理解——摘注)都必须实现,所以理解才是艺术。” 而且,解释的艺术是将自我投身于占有理解条件的艺术。

施莱尔马赫强调,“艺术的成功实践取决于语言的天才和认识个人的天才。” 语言学的天才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属于比较地把握语言差异的外在型语言天才,另一方面属于能深入把握语言与思想内在关系的内在型语言天才。而认识个人的天才,则属于能轻易在差异中把握他人的独特性的天才,他们可以轻易重构(nachkonstruieren)和预构(vorkonstruieren)他人的活动方式。诠释学是与人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的。许多诠释学的谬误都是在缺乏(个人的艺术表现)天才或是这种天才的错误应用基础上产生的。“天才”,在施莱尔马赫这里被看作是来源于天性的禀赋,其诠释学应用,在语法解释方面,最具创造性和最少重复性,就是古典性的(Klassische);而在心理解释方面,最个性化和最少普遍共性的,就是独创性的(Originelle),但只有二者的统一整合才是绝对的,二者的统一在生成思想的过程中形成天才的或是典范性的(das Genialische oder Urbildliche)东西。 施莱尔马赫对天才的这一界定,完全吻合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定义:“天才就是天生的内心素质(ingenium),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 ;或者,“天才就是:一个主体在自由运用其诸认识能力方面的禀赋的典范性的独创性” 。

依理查德?尼布尔的概括,对施莱尔马赫而言,“解释活动是个性的、创造性的、科学的东西,是对言说者或者作者本身的想象性的重构。” 在施莱尔马赫一八一零年的诠释学箴言中,他讲,诠释的前提是“通过联合客观元素和主观元素,我们使自己置身于作者之内(man sich dadurch in den Schriftsteller ”heinein“ bildet)” 。即必须首先通过客观的和主观的重构使自身与作者等同。由于客观的重构,是通过对作者使用的语言的掌握,这种知识掌握甚至要比原初的读者更精确,尽管原初的读者必须使自己置于作者的位置上。主观的重构,是对他内在与外在的生活的了解把握。而诠释学的最终任务,即最高意义的完全理解,是要与言说者一样好甚至比他更好的理解。 这仍属其诠释学天才创造学说的一部分。

“比言说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言说者”,这一诠释学名言就如同“诠释学循环”一样,已成为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的口号标志。但正如同“诠释学循环”并非施莱尔马赫的首创一样——阿斯特在他之前便提出了这一方法原则,“比言说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言说者”同样也不是施莱尔马赫的孤明独发。在他之前费希特已经提到,而在费希特之前,实际康德也已经在第一批判中阐述柏拉图的理念说时,明确提出这一诠释学观念:“不论是在通常的谈话还是在文章中,通过对一个作者关于他的对象所表明的那些思想加以比较,甚至就能比他理解自己还要更好地理解他,这根本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因为他不曾充分规定他的概念,因而有时谈话乃至思考都违背了自己的本意。” 在康德这里,这一原则已是关于哲学创新的诠释学要求了。而关于康德的诠释学思想,迄今国内尚无专论研究,但近年由国外学者出版的为数寥寥的专著和文集表明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

除此外,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中出现的如自主性(Spontaneit?t)、接受性(Rezeptirit?t)、共通感(Gemeinsinn)、直觉(intuitiv)等诸多概念,也几乎都可以析出康德哲学的渊源。

所谓康德哲学对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宏观理念或整体理论的影响,首先是表现在施莱尔马赫对康德哲学批判精神的继承。这一意识,恰是他对特殊解释学(传统语文学)提出的划时代批判的原动力所在。正是这种意识使这位“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思想家” 热衷于建构普遍诠释学,实现诠释学的现代转向。这一转向在诠释学史上是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这便是人们称之为“诠释学的康德”的原因。而我们看到,使这一范式转换成为事实的形上普遍性追求,实质是对康德先验批判哲学的形而上学理念的整体性、共同性、超越性的呼应。

众所周知,诠释学在西方传统中,长期以来都是作为圣典诠释技艺(Kunstlehre),主要应用于《圣经》解释的学问(exegetics),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才渐渐发展出一种文献学的方法论,并开始从圣典学扩展到一切历史文献的解释与研究。如果抛开从丹豪泽尔到迈耶尔这条为历史尘埃淹没的普遍诠释学线索不论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以前,按施莱尔马赫的理解,“作为理解艺术的诠释学还不是普遍地存在的,而只有几种特殊解释学的形式。” 譬如圣经解释学、法学解释学、古典语文解释学,等等。施莱尔马赫的抱负显然是要致力于建构所谓“解释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于是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期里,他对传统解释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之突破文典训释的界域,由辅助性的、次级的诠释技艺学提升为一种研究一切对话中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的理论科学,从而使诠释学成为一切文本与言说解释的基础。而这实际为现代诠释学哲学奠定了基础,狄尔泰便是由之出发建立一种作为一切精神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的。帕尔默(Richard E. Palmer)二零零五年在上海的演讲稿中提到,发生在施莱尔马赫这里的这个转折,诠释学已不再是有关文本理解的技艺或克服理解中困难的艺术,而是一种描述,它描述了当人们理解某物时,何事发生了,这种理解不仅是文本中的理解,也是活生生的对话中的理解。这不仅发生在理解某一特殊文体或文本,而且,它甚至包括了就任何主体所进行的鲜活的对话或任何种类的文本。对话在人之间进行,也在人与文本之间展开。施莱尔马赫将这种对话变成两个心灵间的交往事件。所以,在施莱尔马赫这里,诠释学不再仅仅是克服古代文献理解困难的艺术,而是有关理解本质的哲学反思。 保罗?利科以前曾对诠释学作过一个划分,他认为诠释学可分为两个传统:揭示的诠释学,如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基督教神学都属于这个传统;怀疑的诠释学,如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都属于此传统。所谓揭示的诠释学导向这样的哲学诉求,发现由文本揭露的真理,尤其是古代文本所揭露的真理。这种解释假定,真理性的东西一定可以被最终揭示。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目的正属于这一哲学形式——探寻真理或理解本质。施莱尔马赫将作为技艺学的古代或传统解释学提升到哲学高度的普遍诠释学,这种实际并不脱离诠释经验的形上反思和普遍性超越诉求,作为一种范式变革冲动,其灵感和动力无疑来自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这一先验认识论原则。先天综合判断,作为先天形式中对感性直观杂多的综合统一,依康德观点是包含在理性的一切理论科学中的原则,只有这一原则才能保障知识内容扩展同时兼具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真正科学知识成为可能。施莱尔马赫致力建构的普遍诠释学正是这样一种关于经验对象的普遍理论科学。

康德在对物自体与现象、本体界与现象界、自由与自然的二元区隔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实践理性(纯粹理性)和思辨理性(知性)。这一划分,最终推翻了理性主义的权威话语和僭妄诉求,传统认识论中的理性(或知性)被限定在了自然王国(现象界)。人们这才开始意识到主体理性的根本性局限,并开始反思人类的存在处境。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便是带着这种认识与反思意识关注人类的理解与对话这一哲学性话题的。这也是为什么施莱尔马赫一再强调必须回返到言说者的时代语境与生活环境的具体条件中去理解言说者,重构言说的意义——这里,“他将人的理解纳入到现象的领域,而不是物自体的领域,纳入到现象(appearances)而非本体(noumena)的领域。” “每一种言说或文本只有在更大的语境中才能理解。” “为了理解是否有一些隐秘的意图藏在他的著作中,因此全面了解作者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是必须的。” 这里他似乎从诠释者的主体性退回到被诠释者的主体性,并且主张从言说者的内、外环境利用解释学循环方法去理解,这显示了他对理性局限的深深警惕。他的普遍诠释学,追求的是一种“科学的重构艺术” 。但许多人因此将之贴上客观主义的标签,把他与二十世纪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彻底对置起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草率的误解(后详)。

此外,施莱尔马赫在一些概念逻辑分梳方面,也明显受康德那种缜密的逻辑风格的影响。譬如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划分为语法解释和心理学(技术)解释,他在晚年又将心理学解释进一步细化为纯心理学的解释和技术的解释。这与康德区分认识能力为理性与感性,又旋即区分理性为纯粹理性与知性的术语逻辑结构如出一辙。这种术语逻辑结构风格,在康德哲学中比比皆是,而受康德哲学熏陶成长起来的哲学家自然免不了要受此思维方式影响,故而在施莱尔马赫身上看到诸如此类的康德影子,其实也毫不足怪。

前文谈到的康德哲学之于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影响,无论是局部观念层面的,还是宏观理念或整体理念架构层面的影响,都还仅只是相对外在的、表面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显形层面的影响。而真正构成对施莱尔马赫诠释学内在的、深层的、本质性影响的,是康德的以理性和自由为内在气质的主体性哲学立场——“自由是理性的本质,而拥有理性者必视己为自由。” 这是隐形层面的影响,虽然由于很难从表面的概念、范畴直接推导出这种影响从而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但它却是根本性的。这也就是讲为什么施莱尔马赫走不出康德鬼魅般阴影笼罩的真正原因。

康德认为真正的哲学(批判哲学)应该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Was kann ich wissen)?(二)我应当做什么(Was soll ich tun)?(三)我可以希望什么(Was darf ich hoffen)? 在后来的逻辑学讲义(及1793年5月4日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司徒林的信件)中,康德又提出了第四大问题:(四)人是什么(Was ist der Mensch)?并宣称,“从根本上说,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是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 康德实际是把哲学最终的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的问题。而人,即是主体性的问题,经历了文艺复兴时的激情张扬,到宗教改革的信仰个体化诉求,到了启蒙时代的理性建构,康德已自觉将奠立主体性视为其批判哲学的最终使命。作为启蒙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将启蒙看作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selbstverschuldet)的不成熟状态(Unmündigkeit),即启蒙便是运用人类理性,将个体的自由从权威监护中解放出来。所以,他的全部哲学工作便旨在于奠立基于人类理性之上的主体性及其自由。其理性批判哲学,将人的自由直接擢升为其哲学的核心问题——“自由的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规律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 ,实际上也是将自由提升为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了。诚如克莱门茨(Keith Clements)所言,“康德以降,人类意识、主体性以及情感便成了西方思想的中心。” 自由在现代哲学中这种本体性的挺立,自然须归功于康德对现代主体性哲学根基的奠立。

施莱尔马赫作为康德与启蒙精神相对潜在的继承者,在其早期的《论宗教》一书中,因为须为理性怀疑时代失落的信仰作神学辩护,所以比较强调信仰的社会性,故他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主观的”个体主义者。但后来随着这种强烈的忧虑渐渐淡却,加之康德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其后期的神学和诠释学著作中,明显可以看到一种历史意识的提升。 所以,施莱尔马赫主张通过语法和心理的解释、客观和主观的重构,诠释主体必须进入言说者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参予对言说的重构。而这首先要求,“艺术应用之前,诠释者必须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将自己置于作者的位置。” 即诠释者与言说者的关系,就如同言说者与他原来的听众的关系一样——诠释者必须返回言说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原初关系 ,理解与解释才能最终实现。这里强调的主体性显然是言说者或作者的主体性。施莱尔马赫是把发现作品或作者的个体性,作为一项主要的诠释学任务来看待的,并讲只有这才是真正的主观方面的。他强调个体性,是凸显个体性之差异及诠释学任务的特殊性,他讲,“两个不同的作者在同一观念上会达到完全不同的个体性”,“个体性作为整体是不可再造的” 。

正因为他对言说者个体性或主体性的强调,当代学界受伽达默尔影响的流俗见解总是将他与后来的狄尔泰的诠释学看作一种相当于“主-客体的认识模式”的理解理论,而主张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的“主体间性的理解”模式加以扬弃。甚至连贝蒂(Emillio Betti)、赫施(E. D. Hirsch)这些反对者,也是自我标榜为德国客观主义解释传统的捍卫者,是施莱尔马赫的捍卫者。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对置处理,无论哪一方都存在对施莱尔马赫的误解。施莱尔马赫绝没有要建立一种客观主义解释学的企图。不错,他把诠释学视为避免误解的技艺,强调言说者的个体性甚至主体性对理解本身固然是提出了一种客观主义的诠释要求,所以他认为解释的首要任务不是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而是要诠释者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Gesinnung)而进入言说者的意识,并重新认识言说者与他的听众的原初理解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诠释主体的瓦解,相反,正是基于诠释主体的主动的、主观的“同情式”理解,解释才真正可能。

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存在有一种作者和读者双方能分享的理解;第二,存在有一种作者所特有的理解,而读者只是重构它;第三,存在有一种读者所特有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即使作者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外加的意义加以重视。” 对施莱尔马赫来讲,理解文本和理解人是一回事 。对理解的第三层面的承认,实际已表明施莱尔马赫诠释学关注并不只是一种对言说者及其言说的客观“复原”,其思想中已明显包含有本体论诠释学标志性的“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观念。惟其如此,也才能比言说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为其诠释学重要理论创新的心理学解释,其任务便是更精确地进入言说者与诠释者之间的区别的本质和原因中,把每个既定的思想结构理解为某个特定的人的生命时刻 。这种解释本身是完全主观的,这个主观不仅意味着重构言说者的主观方面,也同时意味着解释本身的主观性。即使是施莱尔马赫的重构 (Rekonstruktion)概念,对言说的原初意义的回返(umkehrung)或再构造(Nachkonstruction)本身固然对诠释者提出了悬搁主体性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主体忘却自我后置身言说者的时代语境与生存处境,进入言说者和他的言说对象之间的原始关系中。这实质已经包含着言说者的主体性和诠释者的主体性之理解对话关系。大卫?林格(David E. Linge)讲,“解释学起源于主体间性的断裂” ,施莱尔马赫普遍诠释学当然也是旨在追求一种主体间差异的弥合,而这是只有通过主体间的对话才能完成。理查德?尼布尔曾这样总结施莱尔马赫诠释学:

基于这些观察,我们可以对《诠释学》的这个简要审察作这样的总结:在一个当我们通过人性的普遍结构,越来越认识到我们与他人的相关性,而将自身的自我感觉沉默化的特定世界,施莱尔马赫这里展示的批判历史学家的实质问题不是别的,正是对我们作为这个特定世界的特殊历史性存在者生活其间的那种对话处境的系统分析与把握。

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贴上“主-客体的认识模式”这样的标签,使之与自然科学认识模式混淆。其实施莱尔马赫早就指出理解历史、艺术现象是不同于自然客体的,因为后者是无须考虑主体的客观性认识,但诠释学离不开主体性介入理解。诠释重构的客观主义追求,本质上是主观地重建客观的过程。另外,施莱尔马赫提出的“前知识”(Vorkenntnisse) 概念,已经是伽达默尔“前理解”(Vorverst?ndnis)概念的雏形,这再次表明了施莱尔马赫对主体视域的关注,尽管这个概念因重构说的局限而主要指关于言说者及其时代的知识(实际上诠释者一旦获得此种知识,其当下即转化成诠释者的主体视域) 。这种主体性的内在诉求,与康德对主体性及其自由的现代奠基密切相关。这里也许可作如下结论: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是康德精神脉线中绽放的花朵,它接受的是主体性哲学的潜在滋养。

不仅施莱尔马赫诠释学,就是施莱尔马赫神学乃至自他开始整个后启蒙神学,都不仅承认而且坚持信仰中“主体性”的地位 。所以,在《基督教信仰》中他将基督教区别于异教的信仰定义为对上帝的“绝对依赖感”(schlechtin abh?ngig) ——而这是一种作为“自我意识”存在的宗教情感或信仰领悟。这一思想正是奠基在经验的、自由的主体性原则之上的。这便是为什么后来巴特要指责他制造了神学和信仰上的主观主义。而这一思想特征,恰恰也是他的普遍诠释学潜在的精神支撑。

虽然,在《1819年诠释学演讲纲要》中施莱尔马赫曾谈到诠释学的最高旨趣是对应于人类的宗教兴趣的,并讲“如果普遍的宗教兴趣消亡,诠释学的兴趣也会失落”。 但他并未将神学诠释学作为其普遍诠释学的一个更高方向来发展。 当然,如果深入研究,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仍可以作神圣与世俗两个维度的区分 ,但这属于另一个论题。所以,这里的普遍诠释学展现的是作为理解的普遍哲学建构的世俗一面。这一面向,延续的是康德启蒙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其根基正在于康德对主体性自由的现代立法。

以上对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由表及里、由浅之深的层层剥析,初步展示了康德哲学对于其普遍诠释学建构的多层面影响。但还原这一哲学源流本身还涉及更为庞大的哲学史的重新书写,及其复杂的哲学史悖论难题,故本文浅陋之见仅只是提供一个思考的话题,希望可以引起人们对此论域的关注。(此文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Kant’s Spirit in Schleiermacher’s Hermeneutics

Zhang 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 Shaanxi,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ermeneutics which was brought by Schleiermacher’s general hermeneutics, was effected deeply the subjective philosophy of Kant. The influence included many facets and levels. There were both the influence of special ideas and of macro-ideas or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ory; and there were both the externally delomorphic influence and the potentially esoteric influence. The analysis and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Kantian philosophy in Schleiermacher’s hermeneutics, was not only vital to re-examine the philosophical ground of modern hermeneutics, but also an important task which was concerned with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headstream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huge rewriting of philosophy history and its paradox problems.

Key Words: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Immanuel Kant; general hermeneutics; subjective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