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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与现代性的悖论

 

个性与现代性的悖论

王 潇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作为人文主体的自由个性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现代性规定本身却包含着矛盾:一方面,现代社会出现了空前自由的个性化主体;另一方面,日益细密的社会分工及其制度,又将个体受制并淹没于其中。个性在现代的这种矛盾处境是现代性的一个悖论。把握这一现代性悖论的恰当立场,是马克思的实践主体观。     

关键词:个性;现代性;悖论;马克思;实践主体观

现代化的过程,是充满矛盾的过程。作为人文主体的自由个性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现代性规定本身却包含着矛盾:一方面,现代社会出现了空前自由的个性化主体;另一方面,日益细密的社会分工及其制度,又将个体受制并淹没于其中。个性在现代的这种矛盾处境是现代性的一个悖论。把握这一现代性悖论的恰当立场,是马克思的实践主体观。

一、人文主体个性的现代演化

个性是现代积淀生成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化没有实现现代性的突破,它更多地是把个性的力量淹没在人际关系之中,从而压抑了个性和自我创造性活动的发展。同样地,古代希腊时期也没有现代性,因为在那里人没有获得主体的地位,人只是本体世界的现象,没有获得主体的地位。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都是源于始基(本源)并且复归于始基。甚至连人们的心灵活动或思想也不是主体努力的结果,而是本体的某种特殊功能,或者是本体客观的逻各斯的功能。例如,在德谟克利特看来,灵魂是由比较光滑、活跃的原子构成的,柏拉图则认为,知识是心灵对先天既有理念的回忆。这就是说,在古希腊,不是人在思考,而是作为本体的水、气、火、原子、理念在思考。思想不是主体思维创造的产物,而是本体本身固有的功能。

西方世界的中世纪与现代性起源有着复杂的关系。现代性往往表现为对宗教蒙昧性的否定,但是现代性意识却又是在基督教思想中得到孕育的。因为正是人格化的上帝作为某种中介把人与自然分割, 但是人的意识又是有限的,容易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人容易犯错误,可是正因如此才确证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奥古斯丁开始了自我反思的道路:“我错,故我在。”我们的错误源于我们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归结于上帝。我错,所以我与没有对错的自然界不同,我必须对我的行为负责。

现代性在笛卡尔那里得到最初的完整形态,其标志就是“我思故我在”的提出。笛卡尔将主体归结为理性之“思”,思想着的主体与不能思想的客体形成对立作为心灵的“我”,不仅不依赖自然,甚至成为与肉体平行的实体。如果思维只是作为心灵实体的某种功能,那么笛卡尔就与柏拉图没有什么差异。然而,笛卡尔的心灵只有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经过“普遍怀疑”,清理各种错误的观念,才能发现真理。现在,不仅“我”成为“主体”,而且连“上帝”和“物质”世界也是通过心灵的推理才得到证明的。如果在本体论上自我源自上帝,那么在认识论上上帝则需要自我意识才能显现自己。

通过休谟等人的准备工作,现代性在康德那里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蕴含和扩展。他提出“人为自然立法”,认为自然界成为人类经验的产物,自然规律也是人的知性整理经验知识的结果。从此之后,对世界的理解和重构变成人自己的事情,主体性原则得以彻底确立。从此之后,人类不再自动地服从外部客观的力量,而转而相信通过主体的活动可以使外部适应主体内在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康德理性主体观的基点是主体的伦理意志,即依据善的命令而决定行为的自由意志,从而比单纯理性思维的主体更关乎人性本质的方面,作为人文主体的自由个性,其地位愈来愈凸显出来。

二、个性与现代性的悖论

现代性的人文主体个性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个性主体具有被生成的受动性。现代社会一方面出现了空前自由的个性化主体,另一方面又以其愈来愈细密的社会分工及其制度,将个体受制并淹没于其中。个性在现代的这种矛盾处境是现代性的一个悖论。

(一) 个性化主体消解于社会关系网络而不再独立自足

现代社会出现了空前自由的个性化主体,每个人都试图寻找或者维护自己内心深处的特殊存在,但是日益细密的社会分工使个体不再独立自足,而是愈益依赖于社会性协作。整个现代社会的关系网络开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规定着个性,贯穿整个网络的,已不再是人文主体的个性与自由,而是严格的执行与操作。

在高度规范化的体制建构出的理性生活节奏中,个体的生命跃动不过是其中跳荡的符码。生命的庄严与完整性(首先表现为感性生活的完整与尊严)遭到了近乎肢解的命运。“这种高度分工分化社会中片面化的个人,实质已沦为现代机器体制中机械零件的非人存在。”[1]P19-20在物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时空感发生急速错位的面前,莫名的无聊、烦忧、虚无和恐惧攫住人心。海德格尔曾经分析了现代人的恐惧:“我们总是恐惧这个或那个确定的方面威胁着我们这个或那个确定的存在者。”[2] 吴予敏在《美学与现代性》中分析了现代主义的形象系列所展示的个体矛盾性相:“接受与怀疑、充实与虚无、生命力与无助的颓废感、意志定向与漂泊意绪……卡夫卡置身于两个庞大的现代社会国家机器之间:一边是市场和科层制(Bureaucracy)的规约系统,另一边是集权和计划体制的封闭系统。他笔下的人物个性便被现代机器无情的运行所淹没。斯特林堡笔下的人物,是过去和现在两个阶段的文明的混合,人物的灵魂是由信息的碎片、人性的碎片和华丽服饰的碎片拼凑而成,人物崇高的个性被破碎、异化了。”[3]

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现代性社会往往与法治相联系。如果说在人的力量未得到充分发现的时候,社会是靠血缘或地缘的人际关系维系的,那么在主体性力量得到肯定的今天人们却需要编制法律规则来维系了。因为外在权威消失之后,人们必须依靠法律编织一个新的秩序的保证体系。马克斯?韦伯将基于理性法律而取代个人意志的机构性管理称为科层制(Bureaucracy),它已经成为现代法制社会基本特征之一。一般说来,法治国家也是与现代性互相塑造的。可以说,只有在现代性语境中,人类才能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在这种法治国家中,人文主体的个性和自由受制于高度规范严明的法律,个体只有严格服从和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承担由法律规定的角色,才有其地位。

(二) 自我意识消解于结构与操作而难以独立自在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一直是最受瞩目也最易引起人们争议的领域。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部分。它以强大的科技力量为基础,以极高的效率和极广的空间跨度,拓展了人们的经验领域,使人们更加社会化;同时,它也强化了权力的控制,造成了一个坚固的社会文化一体化网络结构。在这种现代社会的精神传播结构中,个人的意识越来越难以独立自在。

大众传媒典型地包含着雅斯贝斯所说的“扰乱恒定的生活秩序”的两大因素:技术统治和大众统治。[4]这里“统治”的意思是构成了对个体个性的压抑。现在的传媒技术构成的自然、冒险、爱情和神秘世界,都是在形式上极其逼真而实质上则是虚幻的。“大众传播得此诟病恰恰不是因为它虚幻,而是因为它将虚幻演绎得过于真实,从而令人忽略了那个虚幻。这是形式上的高度真实性与内质的虚幻性的结合。传播在使亿万人欣赏艺术文本的同时,也让意识深深坠入不自主状态。”[3]P195就是说,大众传媒真正的问题是以表面的真实性掩盖了内质的虚幻性,它在占领视听领域的时候无形地剥夺了欣赏主体能动的想象自由。人们在读一部小说时,语言文字在接受主体的思维层面唤起的印象在视听领域里仍然是模糊的,读者感受到的形象逼真,并不一定要构想出细腻可辩的外在形象,而且千人千面,并无雷同。大众传媒却不同,它提供的是一种直接演绎,将一个非常具体的外在形象提供给观众或听众,使观赏者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放弃了自我反思和自我创造。大众传媒还强化了权力的控制。现代政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通过日益强大的网络、新闻与大众传媒对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进行统一。]现代的新闻机构和大众传媒均是统治阶级宣传其思想的工具,和现代政党处于互补的关系之中。大众传媒作为高度有效的信息播散手段,将统一的意识形态模式、统一的艺术风格变成全民审美风格或流行趣味,主体的自我意识越来越难以独立自在。

同时,现代社会也十分重视操作对自我意识的规定性。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强调操作优于人的自我意识。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技术文明的进步以及制度文明的完善化和精致化,现代社会的理性已经发生了可悲的分裂:一方面是体现着精确统计规范的战略能力和计量能力的工具理性进一步发展为冰冷的、无视自然和人性和谐的科技型理性。人类对于工具的精良、效率、功利追求愈演愈烈,现代人越来越注重操作本身。另一方面,人的价值理性、人的自我意识则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个性、诗意的美感、反思能力、内在精神等一切都迅速沉沦,个人的知识、工作操作、交往乃至兴趣均呈现为片面单一的状态。怀特海指出:“在单纯的实践者的行为中有粗鄙的专业化价值,在抽象议论的学者行为中有贫弱的专业化价值,这二者加在一起也不能弥补以产生出于普遍价值概念的颖悟……我们需要的是增加个性的深度。”[5]

三、运用马克思的实践主体观正确把握现代性悖论

正确把握个性与现代性这一悖论的立场,是马克思的实践主体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P17“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感性的活动本身的。”[6]P16基于这种实践性唯物主义的主体观,我们就不会在个性与现代性的矛盾中陷入形而上学的对立。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6条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P18“‘社会关系的总和’与个性主体之间同样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现实的个人必定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并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影响、教育下形成自身。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个性主体是社会与历史积淀生成的文化结晶体。但在另一方面,每一个性主体又是积极能动地改造、变更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并创生新社会关系结构的动力,正是在作为历史与社会关系主体的人的实践推动下,社会关系才历史地生成与演变着。”[1]P63

现代个性的人格主体,其本意并不是个人主义,更非唯我主义。个性是现代积淀生成的产物,同时它又是突破既有积淀结构而生成新结构的动力,这也是人最为深刻的特性。

[参 考 文 献]

[1]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43.

[3]吴予敏.美学与现代性[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153.

[4]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9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